基于马列主义原则建立的中国共产党，自诞生起就建立了由党的中央组织、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组织体系。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定期召开党小组、党支部、地方全体党员会议作出了规定。同时，领导干部讲党课也随着党的队伍建设需要而出现，比如1925年就创办了北方区委党校。古田会议前，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如何“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”，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队伍。古田会议上他总结出召开“小组会”“支部大会”“支部委、组联席会”等18种进行党性教育的方法。延安时期，处于艰难困苦中的中国共产党，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党内教育办法。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，曾先后十多次到抗大授课。这些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，虽然未能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结构，但其历经磨难的精神底色和实践成效，为“三会一课”制度夯实了根基，更注入了灵魂。

　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，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，各地党员和党组织可以公开活动并加强他们的联系，“三会一课”自上而下推而广之。至1957年，包括新疆在内的大多数地方党组织都建立了生动活泼的“三会一课”，成为全党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的一种基本形式和基本制度。

　　1958年发起的“大跃进”运动使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活和制度环境遭到破坏。在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，刘少奇严厉批评了当时“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会、不开支部大会、不上党课、党员不起作用”的现象。随后全面发动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让整个党内生活遭受重创。1977年2月，一封来自河北蔚县南双涧大队的信引起了《人民日报》编辑的重视。信中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几近瘫痪的支部组织生活忧心如焚：“有的单位长期不开党的支部会，不过组织生活，不上党课……这种状况应该马上改变。”《人民日报》果断地刊登了这封来信，在社会中引起反响，表达出当时大多数基层党员干部的心声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中央正在酝酿如何整顿混乱的党内政治生活。1980年2月，经过两年多酝酿、起草和征求意见，集中全党智慧的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颁布。其中强调，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，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，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，参加组织生活。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，设立委员会的基层组织定期召开党员大会、总支部党员大会、支部党员大会，以及组织开展党内学习教育。至此，一度荒废的“三会一课”在上下呼应中回归党内政治生活，为整治基层党组织涣散、重建党的统一权威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　　一段时间以来，“三会一课”在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，也渐渐出现制度创新滞后、本质认识偏颇等问题。一些基层党组织“三会一课”呈现出僵化、空洞化、庸俗化的趋势，有的甚至脱离实际，出现“空对空、两张皮”。还有些基层党组织试图改变这种现状，结果矫枉过正，将“三会一课”变成工作述职会、经验总结会，失去了讲政治、讲党性这个精髓。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党中央着眼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，正本清源、净化政治生态，继续凝聚下一轮改革共识，成为党内各项制度的全新使命。2016年10月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发布，将“三会一课”列为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重要事项，要求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，突出党性锻炼，强调要坚决防止表面化、形式化、娱乐化、庸俗化，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。这为“三会一课”这项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积淀的制度在当下的发展指出了重点，明确了方向，赋予了新的使命。而如何理解好、利用好“三会一课”等传统的党性教育手段，创新形式、释放优势，使之在提高党的创造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上再立新功，考验着当代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。